從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到五一二的川震，電視新聞畫面密集播出：屋倒、路毀、倖存、罹難、哀慟、啜泣……。隨著鏡頭移動，觀者的悲憫與被攝者的慘境，同時被廉價消費著。
四川地震第三天，我同助教Leo討論：該不該請假前往四川一趟？我因種種因素無法即刻前去而哭泣時，Leo很訝異我的情緒這樣大。夜裡，她寫了一篇文章〈伯特印人與狗〉跟我分享。看完文章如棒喝般，我突然被敲醒。
不只Leo敲醒我，早前，何人念佛在我的一篇活動公告文章〈427來看工傷紀錄片〉裡回應，並發表了〈關於工安〉一文。這已在我隱隱的思緒中，起了個頭。
我往往頂著容易激動、很快付諸行動、靠意志力過活、不乏熱情活力的個性，一股勁蠻幹，但缺點也正在此。隨著年齡越來越長，必須正視「個人力量薄如紙」的事實，如果不學著冷靜思考後精準出手，勢必面臨彈盡糧絕的窘境。
衝動下的結果，不管是面對工安、震災或者其他事件，我的行動跟所有媒體「朝聖」沒兩樣：鏡頭前的人被我粗暴地滿足我以為的意義。但，然後呢？
攝影鏡頭一拿起，就開始了權力關係。
被攝者面對鏡頭，就是被動的，因為鏡頭的開始與結束，都掌握在我手裡：他不知道我用什麼角度看他；也不知道我怎麼剪、怎麼說故事。如果我不細心想清楚我原初目的，那麼可想而知的嗜血的畫面一定會跑出來。
拍攝【島國殺人記事】蘇建和案的導演蔡崇隆，在他前往土城看守所採訪蘇建和、莊林勳和劉秉郎三人時，蘇建和有一段回憶起當時被刑求的畫面。他講到下體被電擊、抹上綠油精，激動地哽咽了起來，久久難以言語。
這時，蔡崇隆的鏡頭從蘇建和右前方俯角定格在整張臉，沒有繼續逼近「雙眼」，試圖尋覓淚水。蔡崇隆解釋了這個鏡頭的意義是，鏡頭再逼下去鎖定兩眼找眼淚的動作，就會變成很像一般電視新聞嗜血嗜淚的舉動。
明明整張臉抽動的樣子，早就傳遞了蘇建和的悲傷，觀者知道他悲傷得無法言語，鏡頭又何必再去找那兩滴淚？只為了證明他在哭？回到試圖去從各個面向釐清蘇建和案情的拍攝動機上，「兩滴眼淚」除了煽動觀者之外，沒有其他意義。
另一個例子是，獲得多重榮譽獎項與受邀參展的【中國正藍】（China Blue），這部揭發中國血汗工廠的紀錄片，贏得許多西方國家的迴響。
但這部片子導演的處理手法，卻有許多啟人疑竇甚至讓人不安之處。正是因為這是一部要處理老闆剝削勞工的紀錄片，兩造因而會變得很緊張，但製作團隊一方面能夠在工廠裡頭游刃有餘地捕捉所有鏡頭（這是從事工運紀錄片工作者難以企求的場景），意味著製作團隊取得老闆極大的信任；但另一方面，製作團隊並未妥善保護女工小莉，而讓小莉透過旁白直接說了老闆的不是。
苦勞網特約記者蔡志杰寫了篇精闢的影評，向製作團隊提出「不能以目的合法化手段」嚴厲的質疑。
我是「紀錄事實」，還是建構了自己的想像？是痛斥不正義，還是滿足自己的同情？如果拿起鏡頭而卻考不思考這些事情，逕自開始自以為是的公義行動，我不也成了禿鷹？他們都不過是我創作中的一個點，但鏡頭加諸他們身上的壓力卻沒有等同被考慮時，那麼我和剝削者又有何分別？
延伸閱讀 ： 旁觀他人之痛苦。蘇珊‧桑塔格。麥田。
不合理的行為。唐‧麥庫林。繆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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