農曆年前兩週，抽空去了一趟清大月涵堂的思沙龍講座，那天的主題是「你所不知道蘇丹達佛」。這是第一次參加思沙龍的活動，主要目的是想換個名片，方便以後約稿或者採訪；另一方面則是，我雖知道達佛衝突不斷，但始終沒有弄清楚內戰的原因始末，索性趁此解決心頭懸宕許久的一樁事。
講座內容分為兩個階段，上半場是看紀錄片，下半場則邀請來賓座談。當天現場座無虛席，一張張儼然滿腔熱血的臉孔回溫了當天的濕冷空氣。當陸以正在台上解說時，坐在我前方一位年紀與我相仿的小姐，自始至終認真筆記；接著我用餘光快速掃了四周，幾乎人人都專注聽講，除了我，眼睛無法聚焦。
然後我也低下頭。不是筆記，而是開始寫簡訊：
「陸以正演說，台下人人低頭認真筆記。思沙龍，要培養台灣年輕人的世界公民氣質…沒什麼不對，應該是好事，只是我好像看到知識份子自我救贖似的大拜拜盛宴。紀錄片裡男主角的自白，毋寧更為真實：『我以為大家知道真相會馬上行動解救蘇丹，但事實是人人都在袖手旁觀。』我看著身邊每張認真的臉、自己打著簡訊，心想：看完紀錄片、優雅的沙龍座談結束後呢？」
如果龍應台看到基金會學生志工的努力，應會有欣慰之感。確實，他們是值得鼓勵。
但現在面對這些藝文活動，我統稱為「拜拜」。不太想承認自己憤世嫉俗，因我想「寬待」這份嚴苛標準繼續檢視。
與商業緊密結合的藝文活動，早早變質成了一種時尚，不管內容深淺優劣，特別是受過較好教育的人，把參與藝文活動當成了趕集，一場又一場，熱度不亞於跑趴。文化與趴踢的差異，只是參與的族群不同而已。也許哪天，兩群人會有愈來愈多的重疊。
但我無意一竿子打翻一艘船，全盤否定了活動背後最初的動機。我仍認同龍應台基金會的原初理想，要營造一個理性思辯的氛圍，的確需要長期耕耘。法蘭克福學派後來之所以被政治哲學批評得體無完膚，就是因為新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，最後只淪於批判，而無法提出具體行動方針。
或許只是沒看到藍圖、沒看到行動，自己心上起了揠苗助長的情緒，也說不定。
行動，不是說每個人都非得要挽起衣袖去第一線當工人，才合乎標準。社會奠基於分工合作的結構，人人各司其職。但「各有所長、各司其職」，不代表有高下之別，人的尊嚴和獨立思考，是要被平等對待的。如果說，藝文附麗時尚，知識淪為掉書袋的基礎，那麼，堆砌出再多的「品味」，充其量不過是層輕輕一戳就見底的華服。
「知障」二字足以形容這種浮誇現象。知識分子（我把可以納入這稱號的標準降低）的最終目標，不該止於自我成就感的滿足；如果沒有更深刻的自我批判，隨時抱著連自己的頭都要給革掉的準備，終究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慰，圖得剎那的快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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