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炘漫漫

這個在中國作家李國文口中「小狂風雅、中狂討嫌、大狂送命」的狂放詩人謝靈運，最後因為狂妄至極招惹殺身之禍。

詩人總是狂，經常難容於當代社會的時空。

謝靈運，我對他的印象僅停留在中學時期的國文課本裡的「山水詩人」如此而已，尚不知清新空靈文筆描繪山水的背後，是這樣的傢伙。

有時候，生活的恬靜閒適是得建立在即使談不上優渥、但至少要無虞的生活基礎上。謝靈運出身的家族是魏晉那個時代的大家，謝靈運趕上的時空，門閥制度仍建在，因此「王、謝」兩豪門的光環與實質雄厚的財力背景，讓詩人得以縱情於文字逍遙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順口念「士農工商」，儼然士的地位為最，商是最被中國人所鄙棄，但骨子裡，中國人最愛的、最不捨的，仍是錢與實質經濟力。中國人標榜士大夫風骨，但綜觀歷代，包括現今的台灣，文人常常只能是點綴陪襯的裝飾品，最後左右一個時代的政策方針，仍是商人。

商人，是那幕後黑手，這是不容否認的。

反觀歐洲，以文藝復興時期為例，要不是佛羅倫斯的梅迪契家族的支撐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大概玩不起來。

商人，為何要被鄙視？

歐美的文藝成就明確建立在無虞的經濟環境裡，但中國人卻矯情地標榜文人不需要錢、不需要填飽肚子，即使最後落入麵包與氣節二擇一的困境，這些文人雅士若要留得千古美名，就得折磨自己的肉身。

若說中國文人有宗教信仰，以致可做這般高等情操的決定，那也罷，問題是中國人向來沒有虔誠信仰，「儒」若能算是個教，中國文人所信仰的也僅有儒教而已。

儒教力量之大，可以讓這些讀了點書的人忘卻肉身之苦，不管是隨遇而安或是忿忿不平，前仆後繼地，表面上選擇與銅臭劃清界限。

有錢，有何不好？

四九年以後的中國進行大革命，貧瘠的生活環境讓整個中國文化倒退數十年；同期的台灣，因為戒嚴、因經濟尚未起飛，誰有餘力去發展精緻藝術文化？所有大放異彩的文藝成就，不都是在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締造之後，才雨後春筍爭相湧現？

華人文化至今始終掙脫不了「士與商」、「風骨與銅臭」的二元對立思維，正因如此，文人總不免在某些時間點上要與自己掙扎一番，是要與現實妥協？抑或清苦地讓自己熬些出那些祇能安慰自己的窮酸格調？

這真是永遠無法靠攏的天秤兩端嗎？

像謝靈運這樣的狂人，可否當成是一種士商結合的完美？